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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1期(总第45期)
2018-01-09 16:00   审核人:

                                           2018年第1期(总第45期)

1、外国学生留学中国人数增多职业教育掀起小高潮

2、教育关注:职教扶贫如何精准施策精准落地

3、高职教改应更关注学生的关键能力

4、吴访升:关注职业院校教学诊改工作⑥:用课程诊改带动教学质量提升

5、杨应崧:关注职业院校教学诊改工作① :打造“两链”,找准诊改的起点

6、冯新广:教学标准:高职教学质量提升的“试金石”

7、职教集团利益共同体的形成还缺点儿“资源”

8、找准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的生态位

9、搭建教师专业成长“立交桥”

10、高职院校走稳国际化之路

11、“这样的课堂,我们都喜欢!”

12、新时代“工匠精神”要强调创新

13、高职院校学生的关键能力从何而来

14、张士辉:用“匠心”带出更多“匠人”

15、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5年来均在90%以上

16、创业路,从大学启航

 

 

 

 

 

 

 

 

 

 

1、外国学生留学中国人数增多 职业教育掀起小高潮

201812日 来源:央广网

  央广网南京1230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近年来,在江苏接受职业教育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人数迅速增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本国接受完本科教育后,再来中国接受职业教育。中国日益发达的产业体系和与之协调的职业教育系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

  南非小伙LEWIS KEENAN KENNETH(肯尼思刘易斯基南)来中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起了一个响亮的中国名字“左大宝”。20173月,左大宝在南非家乡完成学业后,热切地想来中国学习,因为这是当前南非有志青年的时尚。

  左大宝就读于江苏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在为期一年的学业中,前半年,他在学校进行了专业知识和专业核心能力的培训。后半年主要在与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合作的制造业企业实习,进行真实岗位训练。

  左大宝说:“中国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使我们能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培训机会和宝贵经验。”

  左大宝实习的苏州博众是一家生产自动化设备的制造业企业。他和同学们被安排在工厂机械加工事业部跟班实习。实习带队老师宋波,并没有因为他是留学生而对他放松要求,“这些学生要克服重重困难,比如语言障碍、生活习惯障碍,要付出比国内学生更多的努力才能学习到有用知识。对于一些复杂操作,我都是手把手教他们。”

在这所普通的职业高校,与左大宝有类似经历的同学还有很多。今年3月开始,江苏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与南非高教部首次合作开展留学生培训项目。南非共和国高教部项目组在南非7个本科院校和10个职业技术大学,共选派90名本科毕业生和部分在读学生,来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电气自动化、软件工程、网络通信工程四个专业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截至目前,学院已经累计招收来自14个国家的550名留学生。

  2014年,江苏省出台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的“留学江苏”行动计划。全省38所高职院校招收的留学生数从2015年的966人增加到2016年的2655人,增幅达到174.84%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眭碧霞说:“输出优质职业教育服务,与沿线国家开展合作,可以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能力,为人才培养注入新动能。”

 

 

2、教育关注:职教扶贫如何精准施策精准落地

20171227日 来源:《中国教育报》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这是我国长期扶贫工作得出的宝贵经验。作为唯一能够达到最底层、最偏远、最落后地区的民生教育,我国职业教育每年接收数百万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为他们提供职业技能的教育培训,帮助他们实现有效就业、体面就业。有研究显示,在贫困人口中实施职业教育,可解决34.21%的致贫原因,使贫困人口获得就业能力和工作机遇。

  多种行之有效的职教扶贫模式

  在“2017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教育部孙尧副部长明确指出:要打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四大战役,落精准、强基础、抓协作、重就业,实现“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目标。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指导和支持下,全国各地区、各职业院校积极行动,以各种方式实践职教精准扶贫工作,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扶贫模式。

  少数民族地区“技能定向扶贫”模式。重庆机械电子高级技工学校与中国致公党重庆市委员会携手,长期在重庆酉阳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职教扶贫,将扶贫工作从单方“输血”转变为互动“生血”。通过开设“致公酉阳班”,以“定向喷灌”“定点滴灌”的策略,形成了“帮助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学得一门专长”的扶贫模式,有1800多名孩子得到帮扶,1800户贫困家庭点燃了脱贫希望之光。

  “互联网+职教扶贫”模式。国家开放大学充分发挥自身特点和系统优势,利用全国各省级开放大学的44个分部,3000多个学习中心,以“云教室”“O学派”“滇西学习网”等互联网平台为载体,面向农村、革命老区、边疆地区贫困农户,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援建信息化基础设施,大力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工作。

  “双创教育助力扶贫”模式。西安海棠职业学院探索“创新创业教育”与“职业教育扶贫”的双结合模式,联合知名企业设立专项创业基金,为学生量身订制“创客空间”。通过创新教育、创业培训、创业孵化、创业示范等方式,先后孵化多个创业店铺以及自媒体运营平台,为贫困地区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注入新生力量,摸索了一条为贫困家庭大学生创业脱贫的发展新路子。

  “教育+产业+文化”的职教集团扶贫模式。北京市商业学校注重发挥北京现代服务业职教集团教育优势,与保山市下属5所职业学校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开设与当地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的特色专业,采用“两地共育、分段学习”的形式,为滇西地区脱贫攻坚培养技能人才。同时主动对接滇西当地特色产业,开发当地名优土特产品,开拓进京销售渠道。挖掘当地历史文化遗产,打造文化旅游产品,加快地方经济发展。

  围绕“五个精准”开展职教扶贫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是在“2020年实现全部脱贫、全面脱贫”的国家战略下提出的新课题、新使命。到2020年还有不到4年时间,平均每年需减少贫困人口近1100万人,越往后脱贫成本越高、难度越大。因此,在选择扶贫路径、改革扶贫供给等方面,仍有许多思考与行动的空间。

  “精准施策、精准落地”是当前及未来职教扶贫工作的主攻方向。以往的教育扶贫主要是针对区域性教育薄弱、广泛的贫困人口,采取大水漫灌的方式,存在周期长、见效少、持续短等不足。而职教精准扶贫就是让贫困家庭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员掌握“一技之长”,能够实现顺利就业、稳定就业和体面劳动,达到“教育(培训)一人,就业一个,脱贫一家”的精准效果。为此,关键在于牢牢抓住“五个精准”。

  一是精准识别对象。在原有贫困人口基础数据库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扶贫对象的分类识别系统与甄选机制,采集贫困原因、脱贫能力、帮扶措施等信息,准确掌握每一户贫困家庭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状况,为分类实施精准资助政策与培训措施提供大数据支持。

  二是精准设置专业。瞄准地方主导产业、优势产业,推进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办好一批社会有需求、办学有质量、就业有保障的特色专业,建立与地方经济发展高度耦合的专业体系。通过专业对接产业,着力推动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和生态产业发展,促进产教联合扶贫。

  三是精准培养技能。根据地方产业发展需要,建立适合贫困对象需求的多元化职业教育制度,推行校企融合、靶向培养、流动课堂等教育与培训模式,开展市场急需的技术技能培训与鉴定,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进得来,学得好,留得住”,能够带着技术进市场、谋就业。

  四是精准服务就业。建立“一对一”“多对一”等精准推送就业服务机制,开展职业指导与创业教育,挖掘适合性就业岗位,优先推荐和帮助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创业,扶持贫困人口增加就业发展机会和提高劳动收入,推进“技能富民、就业安民”。

  五是精准建立反馈。建立职教精准扶贫成效的反馈评估机制,利用互联网技术长期追踪关注扶贫对象职后表现,进一步分析其职业发展的瓶颈与需求,并提供职后培训提升服务,以此强化扶贫对象的职业稳定性与持久性,实现“一人长期就业、全家稳定脱贫”。

  提升职教扶贫的效率与质量

  在紧紧围绕“五个精准”开展职教扶贫的同时,还需在扶贫的阵地建设、模式创新以及氛围创设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效率与质量,助推职教扶贫再上一个台阶。

  第一,建立以高职为龙头、中职为基础、辐射各镇村的三级联动职教与培训体系。在义务教育基本实现均衡发展的背景下,抓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契机,在中西部地区建设一批引领性、高水平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基地。通过整合区域内职教资源,集中力量办好一所县级标准化职业教育中心,尝试举办精准扶贫试点班,扩大优质职教资源覆盖面,提高贫困家庭子女的高中教育入学比率,确保接受学历型职业教育,帮助其提升就业脱贫能力。

  第二,搭建平台、集聚资源,探索多元协同职教精准扶贫新模式。建立和完善统一的职业教育扶贫管理机构,发挥政策红利、调动组织力量,搭建集聚多部门、多行业于一体的协作平台,整合并统筹包括政府部门、行业企业、家庭社会以及国际组织等领域内的职业教育扶贫资源的配置、使用、监督和评价。主动吸引金融、保险、人力资源等多行业联合参与,实现行业跨界创新,推动职业教育扶贫由政府为主的单一政策推动模式向由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扶贫对象个性化选择的多元协同联动模式转变。

  第三,积极创设职业教育脱贫解困的社会舆论氛围。首先,通过电视、手机、互联网等大众传媒途径,加大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宣传力度,让社会普遍认识到职业教育是贫困人口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水平的有效路径。其次,通过倡导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耐心专注的工匠精神,从根本上转变贫困人口“等、靠、要”的落后思想,调动其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强化“智力扶贫”和“志力扶贫”并举,提高贫困人口的技术技能和脱贫致富志气。

 

 

 

3、高职教改应更关注学生的关键能力

20171128日 来源:《中国教育报》

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瞬息万变和工作世界的深刻变迁,如何面向未来、适应变化,是未来劳动者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高职教育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准确把握自身人才培养定位与方式的转变,将培养学生适应工作岗位的能力扩展到面向未来的关键能力,是高职教学改革的关键所在。

    让未来的员工适应未来的各种变革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势必使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科学技术促进社会发展变化的速度已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新的时代发展衍生了更多的新兴职业,同时导致许多岗位、职业甚至行业走向消亡。

从这个角度看,高职院校几年前开设的热门专业,等到学生毕业时可能就变成了冷门,甚至没有了对应的工作岗位。如果只关注学生单一岗位技术技能的习得,既难以满足当前时代发展的需求,也使得学生的社会适应性降低。因此,单一的岗位知识,无论多么纯熟,都很有可能无法适应未来的工作世界。

那么,高职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能力才能让未来的员工适应未来的变革呢?是面向未来的关键能力。从关键能力的定义来看,各国虽有差异,但基本都包括专业能力、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沟通与合作能力、知识迁移能力。高职院校教学改革不仅要关注学生专业技能成长,更要重视那些在未来生活和工作世界中至关重要的判断力、创新力以及个人品质的形成,紧盯学生的关键能力。显而易见,关键能力的形成需要丰富的综合化课程体系支撑,简单的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恐怕难以做到。

学生的职业能力需要更丰富的知识来源

一项覆盖欧盟、日本等17个国家的国际调查项目认为,未来员工职业能力包括专业能力、功能灵活性、知识创新与管理能力、人力资源调动能力等四个维度。未来企业对于员工的要求已经不是简单的专业技能,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综合的职业能力。这种综合能力无法在单一的知识结构中获取。

工作过程知识有利于与特定岗位密切相关能力的习得,但职业能力还包括更多对个体十分重要、更具有广泛适应性的能力,它们来源于非工作场所,并不只是工作过程知识。

如果将工作过程知识作为高职学生职业能力最重要的来源,甚至唯一来源,就相当于忽视了对学生个人发展至关重要能力的培养,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能力。丰富的知识,包括工作过程知识,也包括哲学、历史、科学、艺术等领域的知识,都将成为形成学生面向未来职业能力的重要来源。

高职课程开发应以学生关键能力发展为基础

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确实有利于学生更好地胜任当前面向的工作岗位,但其弊端是过度关注工作过程,容易将职业能力等同于岗位实践能力,可能导致学生在未来缺乏足够的社会适应性。

因此,高职课程开发必须以发展学生的关键能力为基础,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基本目标,确定科学的课程开发方法与程序。在课程开发过程中,应该明确,工作过程中所涉及的知识和技能,只是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的一部分,扬弃将工作过程知识作为专业人才培养课程建构基础这一理念。

高职课程开发不是简单地要求课程每一部分与工作过程呈现对应关系,而是需要更加整体和综合性的课程框架建立起知识与能力之间的联系。基于人全面发展的课程开发,必须以培养学生关键能力为基础,既要注重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更要培养学生健全的心智、独立的精神、自主的意识等不可或缺的品质。

高职教学设计必须“以学习者为中心”

教师们如何与手机竞争学生,提高课堂中的“抬头率”,成为信息时代出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既有娱乐对人性的迎合,也有学生内在学习动力的缺乏,还有学生对教育内容的不满。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那就是教学设计基于学生需求,体现“学习者中心”。教学内容要与学生未来的生活与工作联系起来,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开展教学活动。教学目标要突出学生当下需求和长期发展的结合,除了关注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实践知识的习得,还要注重学生在未来工作所必需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合作能力等的获得。教学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是学习过程中的指导者,负责创设良好的课堂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引导学生自主构建知识与能力结构,完善自己的内在人格。教学评价关注学生面向未来、面向社会、面向自我的能力,突出关注学生是否具有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性和专业技能。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必须直面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适应现代化对全方面发展的人的根本要求,设计基于学生需求并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内容与模式,突出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这样才能让未来员工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变迁,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4、吴访升:关注职业院校教学诊改工作⑥:用课程诊改带动教学质量提升

2017-11-28  来源:《中国教育报》

课堂是教与学的主阵地,是质量生成的关键环节,也是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地带。今年9月,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要始终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受教育者提供个性化、多样化、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促进学习者主动学习、释放潜能、全面发展。这是课堂革命的总体原则,也是课程层面教学诊改的基本准则。笔者所在学校围绕“建设优质课程、构建智能课堂”的目标,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对课程层面诊改进行了实践探索,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做好建设方案,贯通学校诊改目标链

注重整体设计、逐级分解落实,构建“学校—二级学院—专业—课程”衔接贯通的诊改目标链。

学校在编制“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的过程中采用“SWOT分析法”(态势分析),在准确定位发展目标和建设任务的基础上,形成“1个总规划+8个分规划”的目标体系。二级学院根据学校规划制定二级学院的专业建设规划。专业建设团队根据二级学院的规划,通过行业企业调研,把握产业发展态势,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开展专业对标分析,查找存在的问题,明确努力方向,制定各专业建设方案。课程团队紧扣专业建设方案,结合课程现有基础,制定课程建设方案。课程建设方案体现发展思维,由建设基础、建设目标、建设内容与举措、建设预期成果等内容组成。

     完善教学标准,形成人才培养目标链

     学校借鉴悉尼协议成果导向(OBE)的教育理念,构建“专业培养目标—课程教学目标—课堂教学目标”衔接贯通的人才培养目标链。

     一是在修订专业教学标准时,以调研多元利益主体需求为逻辑起点,根据需求制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确定学生毕业能力要求,进而细化分解为毕业能力要求指标点,依据指标点建构课程体系。二是在修订课程标准时,由落到某门课程的毕业能力要求指标点确定课程目标,依据每个指标点,分解支撑课程目标的知识、技能、素质目标,进而选择相应的教学内容并制定学生学习合格标准。三是在设计单元教学时,将课程目标进一步细化分解为每个单元的教学目标,选择合适的项目、案例作为教学载体,设计系列教学活动,使教学活动与学生学习目标相关联。这里尤值一提的是,课程标准体现底线思维,由课程信息、课程性质、课程目标及内容、课程考核、实施要求与建议等内容组成,从公共基础课程与专业核心课程分层推进,最终实现全覆盖。

     开发诊改平台,打开课程教学状态“黑箱”

     学校围绕学生课程学习目标的达成度、课程教学过程中学生参与度、教师课程教学投入等主要质量指标,自主研发了服务课程层面诊改的智能化教学诊改平台“工程云课堂”(以下简称平台),把课程教学状态由“黑箱”变成“白箱”,使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在课程诊改中能够落地生根。

      依托平台,实现教师教学全程记录。课前,教师通过平台进行备课,列出单元教学目标,组织单元教学内容,策划课堂教学活动,将活动与学生学习目标相关联。系统后台自动记录教师备课情况,对教师备课内容更新率进行分析统计,对更新率低于15%的发出预警提示。课中,教师运用平台,“激活”每一个教学环节,上课前预热调查,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以实施针对性培养,因材施教。同时,通过“点名答题”“一句话问答”“抢答”“头脑风暴”“显示墙”“练一练”“教师示范”等平台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课后,教师通过平台及时与学生沟通,对学生尚未完全掌握的内容进行辅导答疑,及时批阅学生提交的在线作业,而系统则自动记录学生作业提交、教师辅导答疑和作业批阅等情况。

     依托平台,实现对学生学习目标达成度的过程监测。通过后台数据自动统计分析,生成学生课堂学习报告,呈现学生课前预习、课中参与、课后互动的情况,以积分的形式及时将学习目标达成度反馈给学生。同时,将教师课堂教学报告推送给授课教师,反馈学生考勤、学习目标达成度、学生对课堂的满意度等情况。而教师则根据报告对自身教学方法、手段、重难点的把握进行诊断和改进,帮助教师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实施课程诊改,保证课程建设和教学质量

     基于课程建设方案,结合课程建设绩效考核开展诊改。课程团队依据课程建设方案,落实课程年度建设任务,通过编制课程建设一页纸项目管理报表,实施建设目标月度自我诊改,保证建设的进度与质量。二级学院对照建设目标和标准实施季度沟通反馈,保证年度建设任务完成。学校年末对照课程建设项目增量表,实施建设任务完成情况的考核诊断并与部门奖励性绩效分配挂钩。

    基于课程标准,实施课堂教学适时诊改。在任课教师进行各项教学活动的同时,平台实时监测每个学生学习目标达成度,教师根据平台提供的状态数据适时调整教学内容、方法和进度。对于完全达标的学生课后可以给予更高难度的项目训练,提升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尚未达标的学生加强辅导答疑,帮助其完成学习任务,最终实现人人达标。

     基于课程教学大数据,期末结合教学考核开展课程诊改。课程团队在学期末可以根据平台提供的课程教学质量分析报告、期末考试成绩分析报告进行自我诊断与改进。二级教学单位基于期末课程教学状态数据的综合分析,进行课程教学考核性诊断,评选二级教学单位优质课程,同时将评选结果运用于年终部门奖励性绩效分配。学校可以参考学生学习状态、教师教学状态、学生学习达标率、课程测评等方面指标提炼形成学校层面课程质量诊断要点,依托大数据进行分析排名,适时开展考核诊断,并将结果运用于教师的年度绩效考核、学院教学名师、教学技能标兵评选等奖励问责机制。

     当前,生源多元化已成为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的重大挑战,填鸭式、满堂灌的教法已经不能满足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唯有通过课程层面的教学诊改,树立“教是为学服务”的理念,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教学新模式,才能实现高职教育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的转变。

 

 

 

5、杨应崧:关注职业院校教学诊改工作① :打造“两链”,找准诊改的起点

2017-09-26 来源:《中国教育报》

编者按2015年,教育部发文在职业院校建立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诊改”一词迅速聚集了诸多学者和院校的关注、实践和讨论。2017年,教育部再次发文全面推进诊改制度建设,进一步明确了重点工作和进度要求。从本期起,《职教周刊》将陆续推出相关理论研究和院校实务文章,以引导战线凝聚共识、纠正偏差,促进各地各校学习交流。

■关注职业院校教学诊改工作①

立足于自己制定的目标开展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本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或许是“习惯成自然”,抑或是“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项目参考表”引起了误解,不少职业院校在制定诊改实施运行方案时,常错把“参考提示”理解为目标、任务,并以此作为起点,忙于在管理部门之间“分解任务”“落实责任”,看似雷厉风行、得心应手,却将诊改演变成了“迎评促建”,把诊改目的异化为了“通过复核”。

  诊改不同于传统评估,“主体”从他方转向了自身,“目的”从证明变为了改进。搞诊改,如果起点出了偏差,后面的工作就都会偏离预定轨道,甚至不知所终。因此,找准诊改的起点,打造“目标链”与“标准链”,至关重要。

  诊改首先要制定目标和标准

  目标是指个人或群体想要达到的境地或标准,它在教学诊改工作中的重要性无需赘述。简言之,诊改中,目标决定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方向,如果连“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都模糊不清,质量便无从谈起。目标是标准制定的主要依据,标准是目标的具象表现,没有明确的目标,就没有清晰的标准。目标是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的逻辑起点,试想,如果没有目标、没有标准,如何“设计、组织、实施”,又根据什么进行诊断、改进?自然也就形不成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

  目标是诊改动力产生的源头。诊断就是通过现状和目标的比较来发现问题和偏差,从而产生解决问题、消除偏差的愿望,再转化为学习、创新、改进的动力。如果没有目标、没有比较,一切任其自然,诊改就成了无源之水。客观地说,一些学校之所以找不准诊改起点,其关键不是因为不重视目标设置,而是不清楚诊改的目标应当由谁来设置。诊改有一条核心理念:质量归根到底要靠自身保证。道理很简单,如果质量的直接创造者连目标都要靠他人代为设置,又怎么能负起质量保证的主体责任?

  有人质疑,不管是谁设的目标,教学工作关注的总是那几个方面,所以,不必纠结什么起点终点,搞个统一版本,让学校省点事、省点力不好吗?诚然,既然是教学工作,诊改的主要方面(诊断项目、诊断要素)存在共性,问题在于,各校所处的区域环境、行业背景、历史沿革、发展阶段、瓶颈短板千差万别,诊改的内在需求、工作重点、实施方案各具个性,不存在适合所有院校的万能目标。

  尤其不容忽视的是,目标本身也有一个质量问题。能否树立科学、先进、合理、有效,切合实际又众望所归的目标,取决于目标设置的过程。没有广泛、深入的调研,缺乏大量数据的支撑,不做SWOT、坐标、比较、轨迹等分析,不组织全员充分互动、优化调整,不经过系统科学的论证,仅凭道听途说、先验假设树立的目标,只能是空中楼阁,既无法实现,也起不了应有的作用。所以,设置目标犹如用餐充饥,是没有人可以代劳的。将“参考提示”看成为目标、任务,显然是忘记了自己才是诊改的主体,把未来和命运交到了他人手中。

  打造“目标链”,变管理为治理

  质量保证的发展历程,走过了质量控制、质量管理、质量治理的不同阶段。从依赖少数人居高临下的控制,到全方位的质量管理,再到“三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共”(共创、共治、共享),质量保证的重心逐步下沉,质量保证的水平不断提升。

  零缺陷思维理论认为,一项由成千上万个动作完成的操作,只要有一个动作达不到要求,质量就无法保证。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每所学校都要“从一堂课、一张试卷、一篇论文、一门课程开始,构建起完整的、有效的、规范的质量监控制度”。海尔集团张瑞敏总裁说,十年前他砸冰箱(显示保证产品质量的决心),今天,他想的是让每个员工都成为CEO。传递的都是这样一种先进的、以人为本的质量理念。

诊改要求在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不同层面建立起完整且相对独立的自我质量保证机制,起点都在各自层面树立的自身的目标,也就是说,学校首先要树立“十三五”事业发展目标,在学校规划目标的“统领”下,各专业树立各自的专业建设目标,各门课程树立各自的课程建设目标,每位老师树立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每名学生也要为自己树立成长成才的目标。每一层面目标的确定都要有充分可靠的依据,都需要各方的共同参与,都要经历反复研讨论证。但是,都必须由这一层面的质量保证主体为主来完成。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职业院校若是仍然习惯于组织几个能人笔杆,闭关数周拟就一个覆盖所有专业、所有课程、所有老师、所有学生的目标体系,无异于刻舟求剑、削足适履。

  打造“标准链”,做实“目标链”

  标准是衡量目标的标尺,是目标的具象体现,也是目标本质特性的显现。目标若是没有标准支撑,仅仅停留在某种“境地”或“水平”的描述,那就形同空泛的口号,照样起不了作用。

  目前,院校在打造标准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谁来打造的问题,二是上下高低的问题。从标准和目标的关系不难看出,建立和目标相契合的标准是目标设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也就回答了应当由谁来建立标准的问题。并且,既然有目标链,也就一定有标准链。

  至于应当眼睛向上建立高大上的标准,还是应当从实际出发建立“跳一跳够得着”的标准,历来颇具争议。目标要起到过程激励的作用,建立“跳一跳够得着”的标准就是必然选择。如果把明知无法实现的空话大话设为目标,并由此建立起脱离实际的“高大上”标准,看似聪明,却是自欺欺人,不仅与目标管理毫无关系,而且会付出失威、失信、失心的沉重代价。

  标准的高与低存在着辩证关系。支撑发展目标的标准,相对于现状是高出一截的,但又不是遥不可及的。相对于某一层面的发展目标,标准守住的是不可逾越的底线,但向上提升创新又不受限制。例如专业建设标准,学校在专业设置和资源保障等方面应当有“底线”标准,各专业则需要根据其在学校专业发展规划中的目标定位和实际,按照“品牌”“特色”“合格”等不同的目标定位来制定本专业的标准。

  按“下有底线,上不封顶”的原则设置标准,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是关乎责任、担当的大事。试问,如果办学、教学都能没有质量底线,那么,谁该为学生的明天负责?如果标准意味着一成不变、不可逾越,那么,怎么能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从一定意义上说,建立“底线”标准比建立“高大上”标准困难得多。因为前者面对的是所有院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后者考虑的只是少数,乃至极少数,两者背负的风险和担当更加无法同日而语。

  德鲁克于1954年首次提出“目标管理”概念时就指出,制定目标是管理责任的五大基础之一。当高层管理者确定了组织目标以后,必须对其进行有效分解,转变成各部门和个人的分目标,建立起纵横联结的目标体系(“链”是形象的说法,准确地应理解为“体系”)。目标管理的最大优点在于它能使人们用自我控制的管理来代替受他人支配的管理,激发人们的内生动力,发挥最大的能力。因此,打造“两链”是职业院校落实“十三五”规划的必经步骤和逻辑起点。

  今天,我们在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搞诊改,拥有德鲁克无法想象的环境优势和技术支持,可以真正实施过程激励、奏响质量保证“三部曲(事前、事中、事后)”、实现持续的知识创新、创建8字形质量改进螺旋。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职业院校仍然需要树立属于自己的目标和标准,打造网络结构、相对独立、相互依存的目标链(体系)和标准链(体系),找准诊改的起跑点。

 

 

 

6、冯新广:教学标准:高职教学质量提升的“试金石”

2017-09-21  来源:《人民政协报》

教学标准是教学活动的技术支撑,是人才培养的制度基石,高职院校应以国家教学标准体系的发布为契机,健全标准体系,严格标准实施,以标准提升质量,以标准推动发展,以标准化促进现代化,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

教学标准体系是指导发展的基本遵循

标准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教学工作是学校中心工作,教学标准体系对引导高职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发展,并引领带动高职院校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是学校内涵发展的基本依据。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步入内涵发展的新阶段。内涵发展从关注硬指标的显性增长转向致力于软实力的内在提升,更为强调内在动力、内生需求、内外协调,更为关注结构优化、质量提高、实力增强。教学标准体系为高职院校内涵发展划出了底线,指出了方向,设计了路径,使学校在消解规模扩张的冲动、淡化显性指标追求的同时,能够不盲目、不懈怠,以教学为中心,综合施策,持续发力,追求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是学校优质发展的根本保障。提高质量,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时代主题。对于高职教育,社会需求已从有学上变为上好学,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供给是高职院校的现实使命。标准是质量的准绳,没有标准,质量就无从谈起,对质量进行评判就缺乏基本的遵循。教学标准体系既是评价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依据,也是集聚质量要素的磁石,能够把办学主体和办学要素、办学理念和办学行为集聚到质量提升上,汇聚推动优质发展的强大动力。

是学校特色发展的科学指导。我国高职院校大多具有鲜明的区域属性或行业属性,这从本质上决定了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服务面向、发展策略、结构布局应该各有不同、各具特色。特色就是优势,就是核心竞争力,就是不可代替的价值。特色不是凭空而立,特色发展不能任意所为。特色是在质量基础上的特色,脱离质量,特色无从谈起;特色发展是基于内外部发展环境和发展优势科学比较后确定的错位发展路径,是普适性与个性化的有机结合。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是基本标准,在国家标准的指导和引领下,高职院校应按照不低于国家标准的原则,制定学校标准体系,引导特色发展,强化办学特色。

是学校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要求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教育部出台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规划设计了一系列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任务和项目。高职院校在创新发展、开拓新路的进程中,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随着办学自主权的扩大,高职院校必须建立更加完善的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标准体系,形成内部质量保证机制。标准指出了目标方向,使创新保证正确价值取向;标准明确了底线要求,使试错成本降到最低;标准赋予了创新空间,使职业院校可以灵活适应市场变化;标准与创新相结合,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能促进高职院校快速发展,形成强有力的增长动力。

以教学标准引领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

高职院校应以教学标准体系的建立与实施为契机,充分发挥标准化+”效应,补齐短板,拉长长板,突出重点,带动整体,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

要更新办学理念。服务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教学标准制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标准体系适应了四方面需求,即:国家战略的需求、行业企业发展需求、职业院校特色发展的需要、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需要。教学标准体系是职业教育发展新思想、新理念、新要求的系统体现和具体载体。标准在学校的落地实施,离不开标准本身文本意义的有效传递,更依赖标准背后蕴含的思想理念的价值认同。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认识到位,才会行为到位。高职院校应以这次标准发布为契机,系统开展标准解读培训工作,使相关部门和广大教师明晰标准的内涵、认同标准的理念、知晓标准的要求,让适应四个需求的办学理念成为共识,使标准成为公认的尺度和规范,增强贯彻标准的行动自觉。

要强化标准意识。学校上下要认同标准、尊重标准、敬畏标准,人人都是贯彻标准的主体。第一,强化质量意识。质量是教育的生命,提升质量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学校应以标准作为质量的硬约束,强化质量第一的价值导向,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第二,强化主体意识。学校是质量生成和保障的主体,每一个教学标准的设立都要依据并符合自身的办学理念、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以提升质量为根本,强化主体意识。标准体系建设与实施没有旁观者、局外人,每位老师都要积极参与进来,成为质量提升的实践者。第三,强化开放意识。职业教育是跨界教育,质量高低不能自说自话,标准建设不能闭门造车,要让企业这一重要办学主体参与到标准建设这一重要办学行为中,把职业教育五个对接的要求内化在标准建设之中。

要完善标准体系。高职院校应根据自身特色发展需要,构建起适应自身发展需要的标准体系。一是抓住关键环节。针对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实训基地建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学生成长环境及教育教学管理等关键因素,从计划制定、资源保障、执行落实和质量结果四个方面入手,明确人才培养各关键环节的质量控制点和质量标准。二是对接国际标准。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国际标准与规则的研究制定,开发与之对应的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加快推进标准互认,推动职业教育标准走出去,扩大国际话语权、增强国家软实力。三是健全工作标准。以教学标准体系为核心,逐步完善各项工作质量标准和工作规范,形成与教学标准衔接配套的校本标准体系。

要加强实施监督。标准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一是与教学整改相结合。把标准的实施与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结合起来,依托校本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标准的引导激励和预警作用,构建起常态化的内部质量保证运行机制。二是健全标准动态调整机制。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教育类型,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培养标准都要随着产业变化而变化。要在标准实施过程中,依据产业发展变化和学校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标准内容和标准尺度,不断提升标准的有效性、适用性,使质量提高成为一个动态的、持续的循环改进过程。三是健全外部评价机制。内部质量保证是基础,外部质量评价是动力。要健全外部评价机制,定期发布质量报告,主动接受外界监督,依托行业协会、第三方机构开展人才培养质量评估,通过企业、用人单位等开展毕业生就业质量、满意度等评价,以此来检验标准、更新标准、改进教学。

 

 

 

7、职教集团利益共同体的形成还缺点儿“资源”

2017926   来源:《中国教育报》

职教集团在组建和运作中,行业企业、院校、政府之间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前期起步时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共建校内外实训基地、研发基地,渐进为与行业企业合建专业、二级学院、研发中心,再渐进出现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共建融产学研、创新创业等为一体的孵化园、产业园、科技园,形成职业教育链条。

近年来职教集团发展势头迅猛,但行业企业等主体参与职教集团化办学程度却较低。据调查,职教集团中利益各方采用合作招生模式的仅有5.7%,采用合作育人模式的占31.4%,采用合作就业模式的约10%,合作培养师资的有21.4%。行业企业参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有22.9%,参与专业设置的占11.4%,合作改革课程及课程体系的占11.4%,共同编写教材的占7.1%,共建评价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的占8.6%

笔者认为,行业企业等主体参与职教集团建设动力不足等问题是由三种矛盾所造成的。

一是知与行的矛盾。国家倡导职教集团化办学是发展趋势,但现行政策还仅停留在倡议、引导层面,对行业企业缺少刚性约束,致使行业企业参与度不高,参与育人管理的作用没有彰显。虽然在完善集团治理结构、扩大社会合作、校企共享共建等方面各方已达成高度共识,但在付诸行动上严重滞后,表现出知与行的矛盾。

二是建与用的矛盾。职教集团规范性不足,章程不完善,重组建形式,轻实际运行,参与各方尚未形成利益共同体,对各方积极性的调动不明显,运行效果欠佳。由学校牵头的职教集团,参与单位多是只参会不理事,作用发挥较小。

三是责与利的矛盾。行业企业参与职教集团化办学的目的是为企业发展寻求智力和人才支持,获得有益于行业企业发展的技术、信息和人才等。然而,行业企业在职教集团中定位不明确,尚不能成为决策主体和育人主体,虽说参与了专业设置、课程建设、实习实训等人才培养环节,事实上行业企业的诉求仍难以得到及时而有效的回应,加上职业院校师生的技术服务能力与水平有限,企业得到的回报与其被要求承担的责任不成正比,由此挫伤了行业企业参与职教集团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产生以上三种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缺少政府的配套政策,缺少参与各方责任、义务及利益的保障机制,缺少参与合作的动因。因此,应建立有效机制,保障政校企利益共同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

要建立政府政策资源配套机制。教育行政部门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针对经济产业发展走向和职教集团区位功能和特点,制定相关政策,包括校企合作的协同机制、价值整合协同机制、资源整合协同机制、利益整合协同机制等,既让各方互惠互利,又能有规可循。制定的政策要能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一是调动学校的办学积极性。明确学校的权利和义务,位置和作用,明确在未来一个时期为经济产业哪些岗位培养什么样的人,育人的标准和要求有哪些,与企业在哪个生产阶段有协同育人节点。二是调动行业企业参与育人的积极性。同样也要明确行业企业的权利和义务,位置和作用,明确行业企业要为自己的准员工提供哪些“营养”,共建什么实训场地,配备什么样的企业师资,落实校企合作培养方案。学校与企业都必须遵守,运用政策资源,形成既有分工又有协同的新机制,为职教集团和政校企联动发展注入动力,使各个链条成为互为支撑、互惠互利的共同体。

要建立职教集团领导资源流动机制。经济利益虽然也是职教集团需要考量的一个方面,但从供给侧角度来说,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人才才是职教集团的首要任务,因此在职教集团中承担主要责任的自然偏重于职业院校,而选任职业院校的主要领导则关乎职教集团的兴衰存亡。建立职教集团领导资源流动机制,一是对职业院校主要领导所具备的个人素质需要提出要求,必须具有德才兼备的优秀品质和实战能力。职教集团的发展多需要借助外力,在社会交往中多处于弱势地位,这就要求职教集团中职业院校的主要领导需要具备与众不同的能力、人脉和影响力,方可助推职教集团的壮大与发展。二是建立干部交流机制,把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重点大学的优秀干部交流到职业院校担任主要领导,形成人力资源纽带。这样可以拉近职教集团与教育行政部门和经济产业链的关系,有利于及时调整专业结构,精准服务区域经济产业链,形成优秀人力资源良性循环。

要建立责权利资源分配机制。在职教集团中,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行业企业在责权利划分时,教育行政部门是起到决策和协调作用的关键一方,经济产业链条与教育链条的互动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统筹、规划及引领作用。政府参与办学,目的是为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提供现代职业劳动者,以保障产业升级换代所需的人力资源,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职教集团中的职业学校和行业企业具有责无旁贷的管理权力和服务责任,需要出台相关政策,在其中起到扶植、引领、帮助和协调作用。在经济产业链条中,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的目的是争取培养行业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技能劳动者,希望实现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因此行业企业要按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政策要求和校企合作内容来履行相应责任,提出岗位能力标准,参与院校教学过程,形成校企合作共同体。在教育链条中,职业院校是办学主体,办学旨在完成育人任务,同时借助政府、行业企业力量和资源来提升办学水平和质量。职业院校要想培养出符合行业企业生产岗位标准的职业劳动者,就要瞄准经济产业链的专业岗位标准,做到开设专业少而精,少而专,能与岗位标准相对接,努力提升为经济产业链服务的本领和能力。

 

 

 

8、找准高职创新创业教育的生态位

2017919日 来源:《中国教育报》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作为职业技能型高等学校的高职院校,如何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找准自己的生态位,构建高职院校双创教育模式,以区别于研究型、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破解生态位重叠,精准定位双创教育,实现层次分离

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背景下,高职院校双创教育的落实,仅靠模仿建设大学生创业科技园、实验实训创业基地等是远远不够的,其组织模式的趋同,教育模式的相似,只会造成双创教育生态位的重叠。双创教育模式要从简单模仿到自主创新,需要精准定位双创教育,实现层次分离。

如何精准定位双创教育?首先,高职院校与其他类型高校相比,要凸显应用性、区域性、职业性,更加关注用知识和技能满足区域发展的人才需求和强调学生的职业针对性。其次,高职院校学生与其他高校学生比较,具备创业认知优势。调查显示,高职学生在创业意向、创业环境认可度、创业期望、家庭支持程度等方面都高于普通本科学生。

基于此,高职院校双创教育应融入“应用”“区域”“职业”等元素,围绕学生特征,服务于人才培养目标,服务于地方社会发展,从而打造能够区别于其他类型高校的双创教育,实现与中职院校、应用型本科双创教育的有机衔接。

消解生态位失衡,优化双创教育要素,实现错位生存

同类型的高职院校之间要实现双创教育的错位生存,离不开高职院校内外部各要素、各部门的综合作用。要走出高职院校双创教育生态位失衡的困境,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优化重组各要素势在必行。

学校管理、教学、教辅、科研等各部门应充分发挥各自的效能,各司其职,办学定位、人才培养定位、教师发展定位等都应该聚焦,并围绕双创教育开展工作,致力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高职院校要处理好内外关系,统筹政府、地方企业、院校和学生等各参与主体的资源,适当引进竞争因子,有限地、分层次、分环节地参与到双创教育活动中,发挥优势,规避劣势,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实现目标协同,共同致力于双创人才培养、高职质量提升和创新发展。之后逐步形成以高职学生为主体,高职院校为主导,政府助推,地方企业合作竞争,彼此之间协商沟通、竞争合作的机制,构建政府+地方企业+高职院校+学生的双创教育格局,保证参与主体的多元协同。

化解“态”“势”分裂,推进教育开放创新,实现动态进化

从生态系统进化角度看,创新所需要的生态要素必须以动态方式发展,不断作用、联系、变化甚至进化,才能达到创新目标。

目前,高职院校生态位有“态”“势”分裂之说。所谓高职院校生态位的“态”是指原有的高职内外部开展双创教育状况,“势”是指现有的政策、资金、人力、环境等变化和现行双创教育的外部影响力等。显然这种“态”“势”分裂,以及割裂彼此之间联系的现状必须打破。要打破这种现状,就需要注重开放,并努力形成开放式的创新生态位。

高职院校以开放的姿态推进双创教育,这就要求,在立足国情、省情、区情的前提下,全面了解高职院校双创教育生态位的“态”“势”情况,并兼顾过去、现在、未来,考虑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加强与周边高校、区域、省份、地区、国家的联系,相互交流,“态”“势”结合实现双创教育模式的动态发展。

营造生态位环境,构建政策支持体系,保障有位有为

保障高职院校双创教育的“有位有为”,离不开良好生态位环境的营造。基于政策环境,需要构建以“双创教育”为核心的领导管理、制度落实、经费投入、平台搭建、课程教学的机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政策印发后,各地出台了相关的实施意见和方案,如北京市《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对高职院校的双创教育给予高度重视和指导支持,完善“双创教育”政策体系,使高职院校的双创教育实施有了良好的政策土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高职院校在领导管理方面,各部门核心管理人员要高度重视并参与其中;在制度落实方面,要制定出台奖励办法,鼓励学生和教师参与双创教育;在经费投入方面,要多渠道吸纳资金,完善双创教育的经费管理机制;在平台搭建方面,要虚(互联网交流平台和空间)实(科技园、双创空间建筑物)结合;在课程教学方面,要设置分层分类课程方案和教学计划,贯穿双创人才培养过程始末,满足每一个学生双创需求。

总之,只有构建集组织、经费、空间、内容、人员的保障机制并使之形成一体化系统,形成良好生态位环境,才能落实高职院校双创教育的“精准定位”“恰当宽度”“态势结合”,才能保障生态位的“有位有为”。

    

 

 

 

9、搭建教师专业成长“立交桥”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精准施策——

2018.1.2 来源:中国教育报

    看点

   随着时代发展,高职教师既要上得了课堂也要进得了厂房。

   为了锻造出货真价实的“双师型”教师,通过严格的分级认定、年审注册制度以及经费的有力支持,鼓励教师向“双师型”转变。通过设立大师工作室,将行业人才需求与新专业开发结合起来,让产业链有效对接专业链,延展专业发展路径。

   近两年来,江苏省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陆续出台10多套意见办法。2017年该校师资部门年度考核的目标之一,就是构建和完善教师成长平台体系。

   为何如此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扬工院党委书记刘金存给出一个明确答案:扬工院在2016年江苏高职院校人才综合竞争力30强中排名19,其关键就是提高培养学生质量、提升服务学生能力。而提升服务能力就必须提升师资水平,建设江苏高水平高职院校,一流的师资是根本。

   “一流师资队伍建设,必须依靠制度来保障。”刘金存认为,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一边引领教师成长,一边化压力为动力,只有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师资力量才能发挥出最大潜能。

“双师型”教师分级认定,每年投入500万元

   “高职学生是产业发展的生力军,学校应该按照企业岗位要求去培养和指导他们,在课堂上不能再照本宣科地授课,而是要结合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教学。”扬工院院长孙兴洋说。

   随着时代发展,高职教育要求越来越高,教师既要上得了课堂也要进得了厂房。为了锻造出货真价实的“双师型”教师,2017年扬工院出台《“双师型”教师管理办法》,首批组织222名教师参加“双师”分级认定。更重要的是,学校每年安排500万元,用于发放“双师型”教师津贴。

   据了解,扬工院根据教师所具备的专业实践技能,将“双师型”教师划分为一至五级,具有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全国技能能手、获省级科学技术一等奖(前五)以上,即可达一级标准,每年可获得3.6万元“双师”津贴。

   如今“双师型”教师在职业院校并不稀奇,但以严格的分级认定、年审注册制度配套完善,并且舍得投入资金支持,扬工院可谓是举措超前。“这是触发动力机制,鼓励教师向‘双师型’转变,经费的有力支持,有效避免了‘双师型’流于形式。”孙兴洋如是说。

   具有讲师资格,又手持工程师证书,但两三年不进企业,或者只是进企业“打酱油”,让“双师”成了一道幌子。如何破局,扬工院再次拿出杀手锏,《“双师型”教师管理办法》配套了严格的年审注册制。为了让教师与企业不断线,扬工院每年都将对“双师”进行年审,其目的就是让教师走出校门、走进厂门,到企业了解生产现状,把生产一线的工艺和技术带回课堂、教给学生。

   设立技能大师工作室,人才培养路径更多元

    201711月,扬工院装饰与艺术设计学院建立扬州玉雕大师工作室,引进玉雕大师张军进驻,实现玉雕非遗文化传承多方融合。

   “设立大师工作室,与传统的教研室相融合,实现联合备课、混编师资,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标准,发挥大师工作室在师资队伍建设上的引领作用。”扬工院装艺学院负责人裴慧芳说,技能大师入校园,不仅仅是为多元化师资带来一股清流,更重要的是,依托大师工作室,将行业人才需求与新专业开发结合起来,开设艺术设计专业(玉雕方向),让产业链有效对接专业链,延展专业发展路径。装艺学院还为技能大师配备至少两位专业教师和五名学生,通过师带徒形式,让青年教师接受大师面对面传艺;通过细化师带徒的细节,在传承非遗文化、弘扬玉雕技艺的同时,为玉雕传承人选好苗、早培养。

   “近期,学校出台《技能大师工作室管理办法》,柔性引进市级以上技能大师到学校设立工作室。”扬工院人事处负责人傅伟说,出台此管理办法的目的,首要就是人才培养。技能大师的精湛技艺是学校教师不能比拟的,学校设立一批大师工作室,让技能大师在校内有专门的人才培养基地,进而以常态化的师带徒方式培养人才,“工作室设立后,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一位大师,而是形成一个工作团队,从而达到人才培养、传承技艺、专业开发等目的”。

   精准施策,积极鼓励教师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20178月底,扬工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青年教师单丹赴日本参加“第15届国际先进材料大会”,这场由国际材料研究联合会与日本先进材料研究会、日本京都大学共同举办的会议令他兴奋不已。回到学校后,他立即动手写下交流报告。

   单丹在会议的成果展示会上展示了题为“磷掺杂纳米硅的制备技术及性能表征”的研究成果,并向参观学习人员进行了讲解。不仅如此,会议期间单丹还与复旦大学教授和名古屋大学知名专家,就纳米硅材料在第三代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展开多次研讨,并就纳米硅/锗的制备及输运机制研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此次单丹参与国际交流学术会议得以成行,得益于扬工院对教职工参与国际学术会议给予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学校承担了他6天全程约1.5万元的差旅费和会议注册费等。对于学校发展而言,教师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必然将带动学校相关专业与世界最新技术接轨。扬工院在其《教职工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暂行办法》中规定,在校职工符合受邀在国际学术会议中进行学术交流等要求,学校将资助会议注册费、国内外差旅费等。

   “作为职业院校教师,不仅要练技能,科研也不能丢。”刘金存说,“高职院校青年教师有足够的能力,拿出自己的科研成果走向世界,而学校要做的就是,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让教师走出校门、走出国门,去看看当前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从而将最新的技术信息带回学校,不仅对教师是一次提升,同时也提升了学校的科研水平。”(通讯员 徐华)

 

 

 

10、高职院校走稳国际化之路

2018.1.2 来源:中国教育报

    近年来,高职院校的国际化步伐日益加快,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暴露出一些值得警惕和防范的问题。

   隐忧之一:为国际化而国际化。少数办学实力比较雄厚的高职院校基于其科学的规划和超前的国际化视野,及早布局、先行一步,通过深度合作、外派师生实习实训、聘请发达国家(地区)的专家前来指导等,大大拓宽了办学思路,在国际化进程中高歌猛进,取得了不俗成就。

   然而,一些本身实力偏弱的高职院校对内涵式发展用心不足,将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用于追赶国际化潮流。学院的国际交流看似频繁,与海外若干应用技术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外派教师和学生的数量连年提高,来访的海外专家有增无减等,实际上因为自身基础薄弱,与海外较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无法有效对接,外派师生也很难在国外认真细致地学习和接受培训,海外专家前来指导,大多也只作短暂停留。

   有的高职院校“高攀”不上海外名校,只好通过各种关系去联系办学水平较低的职业院校,结果是花费不菲,只谋得一纸低层次的合作协议,对学院的国际化并无裨益。

   隐忧之二:朝秦暮楚的国际化。职教发达国家和地区,历经长期实践,日渐形成了本国、本地区、本校的办学风格和特色。作为现代职教后起国家,需要通过借鉴、拿来和扬弃,最终形成适合中国特色的职教模式。

   在高职院校的国际化过程中,一些高校至今仍缺乏明确而坚定的办学方向,企图走“捷径”,从国外直接“嫁接”“移植”先进理念。有的上一年借用荷兰的能力本位模式,下一年改为学习德国的双元制模式;有的今年声称要借鉴美国的生计教育理念,明年又转而“改宗”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少数院校在短短十多年里,已经多次改换门庭,把欧美较有影响的职教模式都尝试了一遍,到头来连自己也不知道“我是谁”了。

   有的高职院校同时引进海外多种职教模式,力图通过糅合、产生一种创新型模式,却忽视了起根本性作用的国情、区情和校情。这种脱离自身实际、简单捏合的模式,最多只是字面和形式翻新,并非真正创新。

   隐忧之三:盲目“输出”的国际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人心,大量中国企业已经和正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显身手。从沿海到内地,许多地区的高职院校也在纷纷摩拳擦掌,布局“一带一路”,作为其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机遇。

   不过,从一些高职院校的发展规划看,存在着对合作国家、院校和项目了解不够,急于抢占欠发达国家职教桥头堡的心理,容易导致盲目输出。其中,一些输出重文轻技,虽然打着技能输出的旗号,实则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并未将自身优势与当地对技能技术的渴求形成契合。这就容易与普通高校的孔子学院重叠。

   另外,一些高职院校之所以盲目输出,还因为过于高估自身的办学实力,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去“指导”别国。事实上,近年来我国高职院校虽有长足进步,但整体实力依然较弱,其中师资是最大的一块短板。因此,借助“一带一路”走向国际化,需要放下身段,相互取长补短,在输出自身优势技能的同时,虚心吸收沿线国家职教的成功经验和较高水平的技能技术,从而不断提高自身办学水平。

   总之,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教育的国际化趋势不可阻挡。如何通过国际化之路,不断强化高职院校的内涵式发展、努力提升办学实力,需要谋定而后动。切不可“脱实向虚”,甚至步入国际化的形式主义。

   

 

 

11、“这样的课堂,我们都喜欢!

2018.1.2 来源:中国教育报

    手机课堂,原来可以这么有趣!

   “现在拿出手机登录,用10分钟时间,快速阅读文章并完成小练习。”“扫描二维码,观看一段视频,把就医词汇尽可能地记录下来”……日前,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四年制高职班的课堂上,英语教师房思金正带着学生们进行阅读和听力练习,整堂课以手机APP为载体,用到了文字、视频、音频、图片,贯穿了78个小任务,以学生做练习和讨论为主,教师进行适当点评解说和强调要点,可以说是内容丰富、节奏紧凑、氛围轻松。

   手机,这个被许多教师视为禁止带入课堂的东西,在房老师的课堂上却俨然成了必不可少、辅助教学的工具,而学生们显然已经非常适应这种教学方式,他们上课之前就自己做PPT,并在网络平台上学习,提前完成资源任务单,课上还有各种活动和任务,比如用手机做习题、写句子等,并实时共享在PPT上,供师生们讨论和点赞。如此下来,整个班级学习英语的面貌焕然一新,不少同学把从前畏惧的英语变成了一个爱好,想着法子在课堂活动中表现自己,也更愿意用英语交流了。

   “房老师的课很生动,贴近生活,互动也多,让学习变得轻松愉快,这样的课堂,我们都喜欢!”尽管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但对房思金来说,这是他上过的一堂再平常不过的课,自从参加学校的有效课堂认证以来,他在备课时会更多地考虑教学细节和每个学生的情况,准备大量教学素材,花费更多时间备课,如今,他越来越享受教学的乐趣。

   受欢迎的老师,都有哪些妙招?

   “老师上课时需要每时每刻都保持激情,带动整个课堂,让学生们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知识。”许彦伟是第一批就通过该校有效课堂认证并获得“优秀”的老师之一,在他的《职业生涯规划》课上,气氛尤其活跃。“许老师注重课堂互动,每堂课会穿插各种游戏,调动我们的积极性,帮助同学们在做中学。”“每当完成了授课内容,许老师就会在黑板上画出一颗‘成长树’,让每个同学反馈这次课的认识、收获与建议。”

   李邦松也在该校第三批有效课堂认证过程中获得了“优秀”,在他看来,有效课堂就是“教无定法,不拘泥于形式,用轻松的心态,灵活处理、变通教学,目的就是把知识传授好,让学生动起来,做会、听懂。”

   尽管主张“散打式”教学,事实上,李邦松有着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在做教学准备时,他每次课前都会充分考虑各种突发情况,诸如停电、软件出错等意外,做好后备方案,同时与教研组定期研讨、集体备课。在实施项目化教学时,他会分梯度实施,把每次课的大任务分出几个子任务,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循序渐进来增强学生信心和兴趣。此外,他还会对学生实操过程进行实时拍照反馈,组织学生互评,并安排3-4名学生助手进行实操检查和点评。“针对某一个问题,大家共同讨论、自主思考,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李邦松总结的经验是,当学生们自己解决问题时,会不自觉地生出一种成就感,这就产生了学习的动力,既能提高教学质量,又能活跃课堂。

   不忘初心,向课堂要质量!

   “与过去相比,教师应更注重学情分析,了解不同班级不同学生的情况,分层施教。课上要有及时的教学检验与反馈,还要强化信息化的广泛应用。要让学生反复训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教学才能实现有效化。”该校有效课堂认证专家张海英介绍说,归根结底,有效课堂就是要让学生们动起来,真正实现“做中学”。

   “学无止境,相信每个老师用心去做,都一定能做好。”作为教师培训领域的专家,该校教师培训学院院长叶鹏主动参加了澳洲职教教学能力培训,向外国专家学习,令他感到欣喜的是,他的“能力本位、结果导向、学生中心、持续改进”的有效课堂教学设计,其教学理念和实施方案都与澳方相融互通。而事实也证明,经过前三轮有效课堂认证,参与并通过认证的老师普遍感触很深,他们的教学能力得到有效提升,职业教学理念得到进一步强化,同时,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参与度也明显提高,课堂变得更受学生欢迎。

   对此,该校党委书记毛大龙表示,课堂是学校育人工作的主阵地,深入推进有效课堂认证,是学校进一步促进课堂创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抓手,教师应不忘初心,向课堂要质量。要革新教学方法,彻底改变传统“满堂灌”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学起来;要创新教学手段,以教学信息化促进课堂教学的现代化;还要认真研究学生、研究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标准,精心做好教学设计。同时,各分院、各专业还应结合本专业课程特点,摒弃浮躁心态,脚踏实地地开展以“磨课”为主要内容的教学研究活动,磨好每一门课、每一堂课,让每一位教师的课堂都有效起来。

 

 

 

12、新时代“工匠精神”要强调创新

2017.12.5 来源:中国教育报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我们更加需要“工匠精神”。

   关于“工匠精神”,在不同国家和民族,或同一国家和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其基本内涵不会改变,那就是精益求精。只是对于精益求精这一基本内涵的认识与阐释,会由于认识主体的综合认识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不同而具有一定的差异。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对“工匠精神”的认识与培育,对“工匠精神”全面而科学的认识需要有全球视野和战略高度下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时代意识和政治意识。“工匠精神”的承担者是“工匠”。所谓工匠,是指有工艺专长的匠人,他们能够专注于某一领域、针对该领域产品的研发或加工过程全身心投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地完成整个工作流程的每一个环节。从人类文化视角来看,“工匠精神”属于理念文化的内核部分,表现为人对自己的“作品”在真、善、美方面的价值追求,属于人的价值活动中的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即人的内在价值追求理念不断在客体“作品”上得以外化的过程。

    201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工匠精神”写入其中,报告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新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创新,因此,我们今天所说的“工匠”并不完全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工匠”,而是新时代中不仅具有精湛技艺技能且具有创新精神,对真、善、美不懈追求的“工匠”,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杰出代表,引领着时代的发展风范。

   “工匠精神”源于工匠,高于工匠。作为一个大国所推崇的时代精神,“工匠精神”的时代内涵早已超越了工匠这个群体,而推及到任何一个行业或职业群体,不仅存在于制造业,也存在于服务业领域,不仅在物质生产领域需要,精神生产领域也同样需要,体现为整个社会物质和精神的生产者、服务者职业精神的崇高境界。

   我们要把“工匠精神”的培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力的抓手。“工匠精神”的培养与教育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重视,从小抓起,从小做起,将“工匠精神”融入各级各类人才的培养培训课程之中,将“工匠精神”的培养与追求真、善、美有机地统一起来。

  

 

 

13、高职院校学生的关键能力从何而来

2017.12.5 来源:中国教育报

    编者的话:本版1121日和28日分别刊登了周衍安老师关于高职教改的观点以及胡媚、唐智彬老师的反对意见,文章在高职研究者中引发了讨论。本文作者认为,关键能力的生成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与教学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其生成不应割裂于专门技能的培养,更不应脱离工作过程,而是需要以工作过程为必要土壤。

    未来社会的智能化引领着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从知识导向转为能力和素养导向,因此凸显能力、素养的“关键能力”成为面向未来人才培养的核心要求。然而,人们对关键能力的过分推崇,致使关键能力漂浮于一般的知识、技能和工作过程之上,失去了其存在和生长的根基。长此以往,无疑会使关键能力成为无法落地的虚无理念。热问题需冷思考,那么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到底什么是关键能力?学生的关键能力到底从何而来?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与教学是否会阻碍学生关键能力的生成?这些都是促使关键能力在职业教育领域良性发展需要不断追问的问题。

   学生的关键能力是凭空形成的吗?

   “关键能力”概念是伴随着工业生产的“福特制”“泰勒制”再到“丰田制”而不断形成的,丰田的“精益生产”方式变革了工作组织和工作内容,对员工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也促使着教育领域做出及时变革。德国学者对关键能力最初的定义为:那些与专业实际技能不直接相关的能力。换言之,关键能力是一种跨专业、普适性的能力。随着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关键能力的内涵也不断丰富,以“素养”为主的一系列要素的加入使关键能力发展为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和人格能力的综合体。

   但关键能力的不断抽象化并不意味着其可以独立于一般的技能而存在,虽然最初的定义认为,关键能力的表现形态不是专业实际技能,但并不是表示关键能力的生成不需要专业实际技能的支撑。

   当下对关键能力的过度解释忽视了关键能力的生成现实,形成了德国学者查贝克提出的“关键能力悖论”,即如果将关键能力理解为在处理实际问题中形成的专业技能,则无法实现迁移;但关键能力如果与形成专业技能的实际问题联系过于紧密,则又偏离了其初衷。实际上,悖论存在的原因是将专业技能与关键能力在内容层面上进行机械对比,忽视了关键能力与形成专业技能的实际问题间的生成关系,即关键能力与专业技能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共同生成。如果以关键能力的生成为核心,那么专业技能则是其生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副产品”。因此,高职院校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不能只在关键能力本身上做文章,应该为其生成创设“实际问题”,这个“实际问题”就是工作过程。

   工作过程是一个静态的系统吗?

   将学生关键能力的培养与工作过程的割裂源自对工作过程的机械化理解。

   多数人认为工作过程就是一个岗位工作任务的静态呈现,在此背景下,工作任务的单一化、静态化遭到诸多批判,许多人认为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是为了培养学生与岗位相匹配的一对一的专业技能,学生对专业技能习得的过分关注阻碍了其关键能力的生成。

   还有人认为工作过程的静态化难以适应未来社会工作世界的变化,学生在工作过程中习得的专业技能很有可能在毕业后就已不再适用,学生因此会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尴尬窘境。

   毋庸置疑,如果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与教学真的如上所说,是一种静态的、单一环节的培训,那么这些尴尬窘境都会一一兑现。

   但这一切都是对工作过程的理解与实践偏差所致。实际上,工作过程是指“为完成一项工作任务并获得工作成果而进行的一个完整的工作程序”“是一个综合的、时刻处于运动状态但结构相对稳定的系统”。显而易见,工作过程既是一个完整的工作过程,也是一个处于运动状态的系统,换言之,工作过程具有过程性与动态性。

   目前高职院校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与教学,窄化了工作过程的内涵,将工作过程片面理解为单一任务的实践、结果导向的实践、静态任务的实践,以至于在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与教学实践改革中困难重重。所以,基于实践过程中的偏差而批判工作过程导向的教学改革阻碍了学生关键能力的生成是失之偏颇的。

   工作过程是关键能力生成的必要土壤

   那么,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与教学到底能不能促进学生关键能力的生成呢?答案是肯定的。

   关键能力的生成需要真实复杂的情境支撑,通过“实践中的反映”而形成。美国学者唐纳德•舍恩在其著作《反映的实践者》中指出,专业人员不应存在于“坚实干爽的高地”,而应关照“湿软的低地”,因为那里的情境更为真实,那里的情境是令人困扰的“混乱”,富有挑战性,因而具备“湿软的低地”特性的工作过程更容易激发关键能力的生成。

   事实上,工作过程是一个富有生命力和解释力的概念。具体而言,首先,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与教学关注的是学生在真实工作情境下进行的一个完整的工作过程,学生在该过程中不断与人、情境进行对话反思,在提升自身技能水平的同时也生成了诸如沟通能力、组织和计划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关键能力。其次,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与教学是一个动态的、随时代发展而不断调整的系统。工作过程导向与传统的学科导向不同,它始终与科学技术的演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工作过程就是外在工作世界的直接体现。因此,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与教学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智能化时代工作过程去分工化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冲击,因为在这种动态变化的环境下,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等关键能力得到激发。最后,无论是工作过程还是内涵日渐丰富的关键能力都指向人的主体性。学生掌握实际工作过程的目的不是成为“人力”,而是成“人”。同时,关键能力中也提到了“人格能力”,将其内涵提升至关注人的人格完整、关注人的美好职业生活的高度。因而,彰显人的主体性成为了工作过程与关键能力的契合点,进一步证明了关键能力需要从工作过程中萌芽、生长,也展现了通过工作过程、通过职业,培养完满的职业人的职业教育终极目标。

 

 

 

14、张士辉:用“匠心”带出更多“匠人”

2018.12.12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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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辉(中)在指导学生开展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马绮徽

    程栋财是浙江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优秀员工,熟悉工作流程,责任心强,独立完成工作能力强,从走上工作岗位起,他的表现就颇受瞩目。程栋财的师弟李猛如今经营着一家公司,已经在甘肃兰州闯出了一定的名气。同为甘肃交通职业学院毕业生的他们,提到自己的成功,都说离不开他们的指导老师张士辉。

   张士辉是甘肃交通职业学院信息工程系党支部书记,在甘肃职教圈里颇有名气,他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认真钻研的精神,将学校的创新创业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埋头课堂,用自己的知识带着学生走上创新创业之路,是张士辉一直以来的醉心追求。

   拥有匠心,才教得出匠人

   “职业院校学生,学好技术是关键,但前提是必须拥有精气神。希望自己能带出‘匠人’,但首先自己必须有‘匠心。’”张士辉说,带着学生走在创新创业这条路上,细想想挺枯燥的,一样的工作要重复很多次,才能研究出结果。但这条路自己走得很坚定,因为一定要“亲自考证,才能给出正确的指导和更多的帮助”。

   “走万里丝绸路,品陇上十三宝”这个项目让张士辉印象很深,因为他耗费了极大的精力。可在参与项目的学生们看来,这是他们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匠心的过程。

   什么才能代表甘肃?什么才是丝绸之路上的精髓?这是张士辉与学生做项目时,问自己最多的问题。

   为了让科研成果能够更好地植根于甘肃特色,张士辉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辗转于大巴火车,从甘肃14个地州市挑选了13种最具代表性的特产。

   童哲是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之一,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张士辉和他们一起在实训基地里做模型、搞实验时的情景,酷热难耐,蚊虫又多,张士辉仍然对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看到指导老师对每一个细节都慎重对待,团队的所有学生也开始高标准要求自己。

   付出就有回报,在2016年“挑战杯——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全国决赛中,“走万里丝绸路,品陇上十三宝”项目斩获特等奖。

   教好学生,得先端正自己

   兰州德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兰州小有名气,服务范围覆盖兰州市。该公司创始人李猛,也在圈子里闯出了自己的名号。这个2014年从甘肃交通职院毕业的学生坦言,“多亏了张老师带自己做项目积累了丰富经验”。

   “公司从创立开始,每次遇到难题都会请教张老师,张老师无论多忙都会抽出时间给予指导。即便现在公司已经初具规模,我还会时常和张老师联系,听取他的意见,寻求帮助。”李猛说,“按照张老师给我们定的发展规划,下一步我们要把服务的范围逐步扩展到全省。”

   像李猛这样的学生,张士辉带了一批又一批,每个人都从最初白纸一张的状态,跟着张士辉一起奋斗,最终拥有了自己的色彩。

   张士辉在学生中很有亲和力,而每件事都亲力亲为的他,也跟不少学生结下了“战壕友情”。在张士辉看来,学生来求学,不是只有短短三四年的师徒情分,学生毕业也不代表老师就可以功成身退了,“他们毕业了,从学校走出去工作、创业,学校就是他们能够随时依靠的港湾”。

   作为“教书匠”,张士辉时刻提醒自己得先以身作则,对得起“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几个字,张士辉深知教师对学生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课前准备,张士辉的资料和备案总是最多最全的;课堂举证剖析,案例总是很生动很能调动课堂氛围的;课后答疑解惑,更是全天候无条件地及时解决。

   “张老师对任何事都非常认真,从他身上能够感受到匠心,这是职业院校学生最应该学习的。”2009年毕业的吴婧说,当初她坚持创业时所有人都不看好,但张士辉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和鼓励,如今她已经通过互联网电商创业,成为月入3万元的电商老板。

   醉心科研,用一股拼劲儿

   每年年底,张士辉都忙得不可开交,有诸多的行政工作要去完成,还要兼顾专业教学工作、为来年的甘肃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做准备。

   这个时候,张士辉的办公室里总是挤满了人,准备参加甘肃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学生都拿着策划案找他指导。面对学生交上来的策划案,张士辉丝毫不敢马虎,每份策划案都仔仔细细地看过,并和策划案提交者一起沟通讨论,给出具体指导意见。

   有一次临近寒假,已经买好回家机票的张士辉接到学生电话,说正在研究的项目遇到了困难,希望能跟他一起再试试加以解决。张士辉二话不说,当即退掉机票,与学生一起在实训基地研究起来,连续多天攻关之后,终于解决了问题。这个项目就是后来在2016年获得教育部第二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甘肃赛区优秀奖的“互联网+智慧社区”项目。

   “你怎么确定社区的人一定时刻在线?”“宣传栏的内容一旦被覆盖,居民如何解决问题?”如今,很多学生都希望通过互联网做出一些名堂,张士辉总会问出这些容易被学生忽略的细节性问题,并叮嘱学生,“你们一定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要做惠民的研发,那么一定要把自己放在社区居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当初,我们的电子商务教学几乎是摸着石头过河,而甘肃乃至西北地区当时连石头都没得摸,一味效仿南方服装的电子商务模式来做甘肃特产,没有创新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于是,我们结合电子商务发展趋势,利用全新商业模式从线上到线下,融合实体经济与线上资源,让网络成为实体经济延伸到虚拟世界的前台。”张士辉认为,应该积极鼓励学生的创新创业想法,而且教师要行动在他们的前面,搞好相关研究。

   张士辉将自己沉在科研里,换来的结果是带给学生一个个更加完善的设计、一次次更加细致的辅导,学生们在他的指导下迅速成长。与此同时,他自己也收获了丰硕的果实:甘肃省直属机关青年岗位能手,甘肃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甘肃省教育厅级教学成果奖、甘肃省教育厅社科成果奖二等奖,以第一参与人参与省部级项目2项,主持地厅级科研项目8项,还有省级特色专业、省级教学团队。

   如今,张士辉依旧坚定地走在用“匠心”带出更多“匠人”的路上。

 

 

 

15、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5年来均在90%以上

201812 来源: 中青在线

  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中组部副部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尹蔚民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上下一心、砥砺奋进,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人社工作的部署,其中促进就业创业工作成效突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5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均在90%以上。

尹蔚民在发言中总结了5年来人社工作取得的成就:包括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社保卡持卡人数超过10.7亿人,5项社保基金收支规模持续扩大,累计结余7.4万亿元;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全面深化职业资格制度改革,减少434项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超过2.3亿人,引进外国高层次人才300多万人次;人事管理科学化水平明显提升;工资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完善;中国特色劳动关系不断创新发展。会议同时授予100个单位“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先进集体”荣誉,并授予100名同志“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记者 桂杰)

 

 

 

16、创业路,从大学启航

20171119日 来源: 解放日报 

    “我是谁?我到底为什么创业……”2012年,80后梁晓芹站在公司解散后空荡荡的办公室里,不断问自己这几个“哲学问题”。

  3年后,来自福建的大三学生舒惠芬喝着咖啡面对融资诱惑时,也以这个问题拷问了自己的定力。如今她刚毕业1年。

  同样的问题,黑龙江大庆女孩张立媛在合伙人解散、30多万元债务是走法律清算程序还是背债还清时,扪心自问过;被父亲断言“不是做生意的料”的80后男生应博,饿着肚子蹲守在客户公司等收账时,也纠结过……

  他们都曾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学生。作为大学生创业者,他们的创业之路从学校启航。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年7月公布的数字是,2016年全国登记的大学生创业人数达到61.5万人;2016上海居民创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上海每8位青年人中,就有1位在创业。不过也有投资者直言不讳,大学生创业依然“水平初级”“跟风严重”“成功率低”。

  而据上海视觉艺术学院2009年至今的不完全统计,从该校走出的学生创办的企业已超过300家,其中不少都是经营超过3年相对稳定的企业。今年毕业的学生中又有13组以创业形式就业。

  缘何如此?校友们的理解是,学校并非要培养学生成为“马云”,而是在较早期就让学生学会看清自己,培养一种敢想、敢做且踏实的创新创业精神。

  “试错”

  2年前那场资本热潮,令舒惠芬看清了膨胀的后果。

  90后舒惠芬,2015年创业起步“懵懵懂懂”,只因喜欢画画,而“刚好那段时间流行‘创业’这个词”。

  流行到什么程度?“随便一个咖啡店喝咖啡,都能听见旁边有人说,手里有个什么项目,明天要去拿多少钱。”

  舒惠芬记得,2015年那个暑假,大大小小创业活动四面开花,活动上不断有90后面孔上台讲述创业故事; 媒体不时爆出哪位90后大学生甚至高中生获得融资,估值上亿元;热火朝天的氛围,催促大伙三五成群,立即开启创业模式。

  舒惠芬说,有人明明只拿了一两百万元融资,却号称“千万”,投资人竟然也默许,因为这有助于下一轮融资;有人宣称“一年要拿1个亿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过是空头支票;还有人不过是拿了些创业贷款,却起步先花30万元装修办公室,并洋洋得意“没关系,钱还很多”……

  她对这种膨胀极为不适,“好像在比谁更会说谎,说着说着自己也就相信了”。

  当年校外常聚的十几位小伙伴,创业方向都已换了几轮,却见舒惠芬的方向一直未变,甚感不解:“你还没有做烦吗?”

  舒惠芬不是没遭遇过诱惑,只是她拒绝了。“我是在20156月左右看到那些膨胀的故事,而10月才有人来找我谈投资,所以我很清醒;但如果时间反过来,或许我就心动了。”

  麦克思研究院联合中国社科院20176月发布的《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数据显示,应届大学生创业率2011届为1.6%,之后迅速上升,近3年稳定在3%左右,接近翻了一番。但实际自主创业率和创业成功率依然不高。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的应届本科毕业生,3年后有超过半数的人退出创业大军。即使在浙江等创业环境较好的省份,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也只有5%左右。

  为什么大学生创业容易失败?梁晓芹认为,内因和外因皆有。一方面大学生确实单纯。她自己被骗过几回,也一度盲目,什么工作都做,还卖过废品。

  应博的第一笔宝石投资10万元,买进后才发现自己的买进价其实是一些卖家的卖出价。10万元里有7万元是向父亲借的,后来他才发现父亲在划出这笔账时就已标记为“个人亏损”――父亲早就预感到了他的失败。

  张立媛说,自己的丝巾企业刚起步时,也曾信心满满规划5年要做到全国2亿元市场,而最后,“几年也不过是走了个来回,学了些道理”。

  因此,当时从事该校就业创业工作的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校友会秘书长钟晓玲,其实通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阻拦”。

  “追问几个问题,就能帮他们把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筛除。”她举例,比如,有学生曾想办旧书仓库,倡导循环利用旧书,却没意识到旧书的清洁问题以及雨季图书受潮等维护的问题,钟晓玲就建议他,能不能办个“云仓库”;还有的学生创业题目一听就很大,她说“咱别想着一口吃一个胖子,能否从小切口做起”。

  也有学生不撞南墙心不死,失落回头再寻学校老师。老师只说,“怕什么?创业本身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

  初心

  “学校并非要去培养‘马云’,而是培养一种创新创业精神,敢想、敢做、踏实……这些并非是走创业路才有用的。”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就业办的教师杨晓起说。

  大学生“双创”难度大,许多综合院校来向视觉艺术学院讨经验。

  杨晓起解释,一方面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作为艺术类高校确实有优势,因为专业设置往往更贴合市场实际需求,学生创业兴趣浓厚。比如,包装设计专业的3届毕业设计展,超4成展品会被企业买断。

  另一方面,学校对“双创”配套也足。学校有“大学生创业专项基金”200万元;每年都有创业大赛,今年的参与队伍淘汰3轮之后还有20组; 选修课中还有创新创业课程包,8门课程,16个学分,每次上线都是一抢而空。

  这一点,一位创业成功的校友深有感触――“在校的勤工俭学算不算创业?我认为,算。创业不该是心血来潮,创业也没有任何捷径,而是要在一次又一次摸爬滚打中看清创业的初心。”

  比如,梁晓芹创业的初衷,曾经简单至极,只为家庭谋生。

  1987年出生的梁晓芹,经历恐怕比不少人一辈子还要波折。父亲有腿部残疾;母亲患脑部神经性疾病,弟弟妹妹也有遗传。她大学第一学期学费全靠好心人的助学款。每天中午一下课,她也和同学们一起奔食堂,却不是吃饭,而是穿上围裙、戴上手套擦餐桌,一小时8元。大二时,学校老师推荐她去帮松江区消防支队策划警营汇演活动,她才发现,利用专业知识可以更快挣更多钱。

  那时有领导问她:“未来想做什么?”她说脑子里下意识就蹦出两个字:“创业”。但创业到底是什么,其实根本不懂。对方告诉她,“(松江)大学城文汇路向西到底,有个创业园,可以去问一下。”就这样,2008年梁晓芹成立了上海尚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但那只是换一种形式的勤工俭学。接活、干活,只为攒钱。”

  毕业后的2011年,梁晓芹遭遇车祸,骨盆粉碎性骨折,在病床上躺了1年多,公司解散。“最困难的时候,母校却记得我。”学校老师第一时间来看她,学弟学妹在校内发起捐款,让她铭记至今。她出院那天,去公司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呆了很久。“我反复想,是就此放弃,还是从头再来?我是谁?我到底为什么创业?”

  那之后的第一笔大单,是承接浙江一所学校的活动仪式。原本说好校方负责内容,公司负责印刷制作,结果活动前一天到现场才发现,所有海报上“学校”的英文翻译都错了,对方原稿将school写成了shcool。有人提议用贴纸遮盖,因为一旦重印,意味着至少10万元打水漂,但梁晓芹还是决定全部撤下,当晚找当地印刷厂,在活动当天早晨7点前将所有海报置换完毕,令校方惊呼“想不到”。而梁晓芹付出的代价是,两天里因密集上下楼梯影响骨盆康复,至今还有腿痛后遗症。

  梁晓芹自认“这是在学校里历练出的为人处事方式”,“创业不是光有想法就行,而要有担当、有责任、有信念,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干好一件事”。

  “后盾”

  学校是学生造梦的地方,也是追梦时的避风港。

  2015年,张立媛和她的丝绸事业跌入谷底。

  张立媛2007年考入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广告设计专业,2008年参与学校接待时,对一位贵宾的一句话印象深刻,“中国有三样东西可以做品牌,陶瓷、丝绸和茶叶”。她当时的QQ签名为“立媛时代”,在学校帮助下成功注册。

  2011年毕业后,张立媛先在其他公司积累经验人脉,后创办丝巾公司。业务起初稳健,之后合伙人却留下30多万元债务一走了之。

  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张立媛本可申请资产清算。但她说要“克服人性弱点”,决定背债慢慢还。而此时品牌已经元气大伤。

  如雪中送炭,2015年,校友会成立了。

  那时正值建校10周年,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党委书记陈立民说,“视觉”校友走向世界各地,深入社会各行各业,构筑起一所高校宝贵而独特的无形资产,“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家’。这个‘家’,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更是他们的坚强后盾”。

  学校首先把历届300余位正在创业的校友号召起来,以微信为载体,组建创友大联盟。

  线下的第一次活动,是近50名创友齐赴武夷山联谊。聊创业、聊心声,直到凌晨3时仍不愿散场。张立媛也袒露了公司的困境。

  武夷山回来后,校友会特地去了张立媛的展销加工地考察。

  “我们来策划一场秀吧?”校友会负责人环顾冷清的场地,提议说。

  张立媛当然求之不得。她正需要一场品牌秀来为自己正名。手头虽有数十位高端客户,但态度爱理不理,不就是嫌她没实力吗?

  然而,不菲的场地和模特费用,让张立媛实在装不了阔气。

  学校决定为张立媛“撑腰”,校友会索性先作主张,“场地就放在学校状元楼,学校模特班有七八十名学生,学姐的事业,她们能不支持?”

  学校实际给予张立媛的,比她自己期待的还多。201510月,一场“liyuanStyle”新品发布会,在古色古香的状元楼举行,模特班学妹们穿上张学姐设计的旗袍,婀娜多姿。包括老校长在内的全校领导班子全部到齐,而十分重视“双创”的松江区委、区政府领导及相关委办局纷纷到场,加上张立媛自己邀请的高端客户,有300余位嘉宾出席。

  这场高大上的新品秀完美落幕后,张立媛订单“爆单”,她不得不在年底宣告暂停接单。

  目前校友会微信群已细分出80多个,经典文学导读社、古琴社、旗袍社,以兴趣会友;新媒体联盟、设计联盟、“双创”路演社等,体现专业和需求导向。这还不包括各种因新机会、新需求而随时诞生的新群。

  资深“吃货”廖炫博自称“老牛”,毕业已5年,他的创业品牌“牛古山”是借助互联网,发掘原生态古法手作民间美食。如今,他将家乡湖南烟熏45天的腊肉、濒临失传的野生圆桶散养蜂蜜,都发掘成了“网红”食品。品牌越做越大,他却计划杀回上海,“因为有母校这座靠山”。

  反哺

  不声不响,梁晓芹第一个月创业赚的2000元,没存银行,而是捐给了贫困学生。

  后来,她每年在家乡母校资助高三毕业生,已达百人; 她在上海组织策划公益彩色跑活动,将所有盈利共计12万余元,资助了松江区150名民工子弟小学的学生,还购买校服、书包等学习用品寄到西藏地区学校。

  她说,5年前她在那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使劲“拷问”自己,得出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不再是为了一个家庭谋生,也不仅仅是为满足自己的成就感,而是回馈更多注视着自己的人、母校、社会……”

  如今,在校友会的介入下,学长学姐们的经验正在走入课堂。

  杨晓起说,在学校开设的创业培训课程之外,这些校友们亲身打拼出的道路对于在校生来说,特别值得借鉴,因为他们能切实感受学弟学妹们的困惑和痛点。

  舒惠芬不止一次提醒前来讨教的学弟,“要做自己能承载的事”。

  应博的感悟是,若个人性格并非“天生做生意的料”,可以先从踏实做好一位“匠人”做起,真正创业时可以由不同专长的人承担不同的事,也可成就一份事业。

  张立媛也给学弟学妹们讲过课。“很多人把创业理解得狭隘了,认为成立一家公司才叫创业。事实上,每个人在每个岗位上都在创业。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国家提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就是要让这种精神和文化融入年轻人的血液里。”

  最近,张立媛与合伙人再次出现分歧,她倒坦然处之。她说,她的经验是,“作为创始人,此刻最不可放弃。企业最不好的时候反而是重整企业最好的时机,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把根基打牢”。

  而在讲述这些经验之前,他们首先想向学弟学妹们表达的是――在一个开放而有规则的社会和市场里,无论来自哪里、背景如何,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努力来拓展人生,获取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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